近代

​黄懋材  字豪伯，田心乡王家村大屋里人。清道光二十三年（1843年）生。他天资聪明，勤奋好学，才华出众。16岁中秀才之后，放弃科举，立志钻研科学，以图报效国家。他博览群书，广为涉猎，经史子集以外，尤致力于数学、天文等“经世之学”，对地理测量更加谙熟。他潜心研究了历代书中的地志和外夷列传，为中国拥有数千年古代文明而自豪。但对鸦片战争以来，屡受外人欺凌，国势日益倾颓，心中十分痛惜。他决定深入实际，到社会去调查，去探索。当时的上海，是租界林立商业繁华之地，黄懋材觉得首先应该到那里考察一番。同治五年（1866年）三月初六动身，于二十一日抵达上海。经人推荐，在余莲村创办的抚教局任职。从此，他把主要精力投向社会，认真留心时务，常出入于街头巷闾，以至戏园、妓院，透视社会上的流弊；又跻身身于驿馆、洋行、夷场和教堂，搜索外国人的底细。时逾一年，对英、法、德、俄、日、意、奥、荷、葡等国的政策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等等，都作了较详细的了妥，并将所见所闻，写成《沪游脞记》一书。

光绪元年（1875年），学政李文田在江西主持考试，黄懋材曾上书自陈，得以学术为上司所赏识。继任学政许庚身以黄懋材品尝兼优，尤精通数理，奏请朝廷“将黄懋材交发同文馆或天津上海等处机器局，以便使其进一步得到深造”。经考核合格，黄懋材进入了同文馆这所专门培养译员的学校。他努力学习英、法、德、俄、日等国文字，积极充实科学知识，提高测绘技术，为日后大展宏图积蓄力量。

光绪四年（1878年），英国以烟台议约“准其入藏探路”之文为借口，企图蚕食西藏。我次取道蜀中，俱被边疆人民阻止。在占据达吉岭之后，更变本加厉，对西藏地区虎视眈眈，朝廷特派黄懋材“以四品顶戴出境抽换二品顶戴”，前往三藏五印，察看情形。黄懋材与武举章鸿钧、长沙聂振声、慈溪裘祖荫，及跟随、厨役一行六人，于七月初七由四川成都起程，翻越大象岭、大雪山，跨过大渡河、泸定桥，过野人寨、火焰山，行走二百一十一天，于翌年二月初八，方进入中缅交界地蛮允。在缅月余，黄懋材详尽了解了缅甸国风民情，气候物产，及被英国蚕食的前因后果。三月二十七日，乘船离缅去印。又用半年多时间，对英属之五印度进行了考察。十月初一动身返回，过孟加拉湾，经新加坡、西贡，各停留半个多月。十一月初二日，乘船出海口，过七洲洋时，飓风聚起，满船人呼天叫地。黄懋材等人僵卧五昼夜，漂泊半个月始到香港。光绪六年正月到达广州。历时二年，行程五万，足迹遍及今缅甸、印度、孟加拉、新加坡、越南等国。历尽千辛万苦，搜集大量资料，在国内如此勘察边疆者可说罕见，在我国外交使上也堪称壮举。

黄懋材根据考察资料，绘制了《五印度全图》一册、《西域回部图》一册、《四川至西藏程途》一册、《云南至缅甸程途》一册。此外还著有《西輶日记》《印度札记》、《西徼水道》、《游历刍言》等政著，汇成《得一斋杂著四种》。《西輶日记》逐日记录了赴藏途中的山川地理形式、风土人情。《印度札记》以地理为主，实事求是地介绍了当时东南亚诸国在帝国主义占领下的情景。《西徼水道》中，考证了金沙江、鸭龙江、澜沧江、潞江等河流的源流，记载了龙川江、槟榔江、禹贡黑水、阿褥达四水、恒河、印度河的流向及水域，既订正了前人对这些水系的错误述说，也为这些水系流域兴修水利，发展生产提供了详尽的资料。《游历刍言》内含《五印度形势》、《腾越边徼》、《西域形势》、《南洋形势》、《俄国图说》、《和林考》、《西域图说》等七篇政论文章，末附《印度杂兴》律诗七首。文中，黄懋材以一片爱国热情，详述了我国西部漫长边陲及其邻国的历史沿革、南洋诸岛的现实状况，并向清廷提出一系列新颖的政见。尤其在《南洋形势》中，他首先剖析了在“欧洲雄国环起”之时，东南亚各国的重要战略地位，提醒清廷注意“昔时南洋无足介意，今日之南洋必当予谋也”。他在如实反映东南亚各国广大华侨“或受土人之欺侮，或遭异邦之虐政”的情景后，发出了“论其人则百万羁旅尽中华之赤了，亟宜添设领事以资保护”的呼吁。其二，就当时海禁已开，我国与各国外交贸易活动频繁，急需人才的形势，提出“考取洋学，以罗人才”的具体方案。其三，针对当时海疆防务，认为“探测海道，以资练习”是当务之急。其四，对东南亚地区采取“联络各国，以固潘篱”的外交政策。就当时的国内外形势来说，黄懋材的这些政见，是很切合时宜的。但当时的清廷，内恐人民参与政治，外惧列强武力威胁，黄懋材的忠言直谏，哪能听得进去。所以，只落个“图说等件暂行留中”，而人却被抛撇到远离京城万里的云南。先后任平彝、弥勒知县共四年，　矢慎，秉公执法，两袖清风。后来，他以“本学术经济，不乐为外吏”为由，自请调京。改授会典馆协修，加稽查同文馆差。

黄懋材著《得一斋杂著四种》初版未曾见到。光绪十二年（1886年），翰林院编修江标予以重校刊出。被认为“叙记确而不支，考证博而能核”，是“讲边事者不可少之书”。读者接踵索要，没能满足需求。光绪二十二年（1896年），江召棠在上高担任知县期间，征文考献，亲抵黄懋材家中，“觅是书之板仅存，而蠹朽剥落者及半”，“不忍其日就湮没”，遂加以补订，连同《沪游脞记》，一并刊行。另有《象数新理》、《机器略释》、《海国见闻录》、《沪游吟草》、《江城吟草》、《卮言》、《江西晷度表》、《丙寅至壬申年日记》和《得一斋外集》多种，共二十余卷。可惜，多已散失。光绪十六年（1890年）黄懋材在上海病逝，年仅47岁。

晏旭升 字岐山，号梧冈，天山（今塔下乡）人。道光二十四年（1844年）生。幼读诗文，先为廪生，后肄业于江西政法学校。通晓文史，尤擅绘画，所画水墨葡萄，风格朴素大方，构图疏密有致，笔锋轻重有力，着墨浓淡分明。名噪一时江西。他长期从事教育工作，曾被选为上高县教育会副会长。1917年病故。

朱用光 原名朱炳然，号剑觉。泗溪乡皂溪村人。1908年2月 5日生于一个贫农家庭。父亲朱德辉帮人染布，同时租种几亩薄田，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。母亲严秋英，忠厚贤惠，勤俭持家，节衣缩食，设法供用光读书，鼓励他努力上进。朱用光7岁进私塾。学习认真勤奋，凡是老师规定要背的诗文，他都背得滚瓜烂熟。10岁的时候，转到上高县立高等小学读书。他对学校的不良风气深恶痛绝，坚持严格要求自己，做到出污泥而不染。并且常以“振兴中华，吾当努力”自勉，在逆流中砥砺志气，奋发向上。

1921年，朱用光高小毕业。因家中经济困难，未能继续升学。但他并没有放松对知识的渴求，仍坚持白天劳动，晚上挑灯苦读。这时，官桥饼店有个名叫刘从之的工人，为人诚实，和蔼可亲，并粗通文墨，常同朱用光来往，诉说工农苦难，给朱用光很大教育，促使他向当地来势力开战。这年冬天，喻开元等一伙劣绅在官桥以做“兴贤堂”为名，向当地农民派捐。说什么出了钱可以买个功名，与他们有钱有势的人平起平坐。但“兴贤堂”建起后，他们又声称要有小学毕业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才可以进去，普通农民不能入座。为了拉拢地方上一班读书人，豪绅们在春节前夕，大造声势，散发请帖。邀请一些文人到“兴贤堂”团聚。朱用光也意料地得到了一张请帖。他对这些欺压人民的劣绅早就义愤填膺，坚决拒绝邀请，并挥毫写了一篇文章贴在“兴贤堂”门口，大胆地揭露了喻开元等人的罪恶。在他的影响下，有一部分接到请帖的文人也没去“兴贤堂”赴宴。朱用光这突如其来的举动，使喻开元一伙恼羞成怒。他们菜布流言蜚语，说朱用光不走正道，不识抬举，并恶狠狠地对朱用光的父亲说：“你家连吃饭都成问题，还要让孩子读什么书，真是麻雀跟雁鹅飞！

劣绅企图阻挠朱用光读书，朱用光偏要立志向上。1923年，以优异成绩考取了省立第五师范学校（即临江师范）。入学后，他如饥似渴地学习文化知识，经常阅读进步书刊，并积极参加共青团组织领导的反对贪官污吏等各项社会活动。“福州惨案”和“五 惨案”的消息传到第五师范后，朱用光联络同学召开大会，举行示威，强烈声讨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。寒暑假回家，他清寒邀集家乡的青年朋友，写标语、画漫画，同当地封建势力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。他以当地地主朱雪春逼租逼债为例，说明农民受剥削，地主是寄生虫。1925年5月，朱用光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。同年10月，由学校教师龙松泉介绍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1926年7月，朱用光从师范学校毕业后，怀着满腔革命热情回到家乡，进行革命活动。同年九有，北伐军攻克上高，官桥的乡绅以庆祝北伐军胜利为名，请来戏班子在“兴贤堂”唱“万寿戏”。劣绅喻开元的儿子喻豪生借机在戏台上“讲演”，大肆欺骗农民，强迫农民纳捐交谷，并且恶毒地攻击农民运动，说农民协会就是要老百姓去当兵，谁参加了，谁就要去打仗卖命等等。朱用光当即台进行驳斥道：“乡亲们，我们要多长个心眼，不要上了坏人的当。人人都亲眼看到‘兴贤堂’是我们大家出钱做的，可是宴会的时候，都是哪些人在里面大吃大喝？我们穷人有份吗？‘兴贤堂’办起学校以后，在里面读书的又全是些富豪子弟，我们老百姓的孩子连进都不能进，大家想一想，这是合理的吗？土豪劣绅不种田，不做事，却吃的是山珍海味，穿的是绫罗绸缎，而我们穷苦人家每日‘面对黄土背朝天’地苦干，还吃不饱穿不暖。谷到哪里去了呢？说穿了就是被这些土豪劣绅剥削去了。”接着，他又说：“农民协会是农民自己的组织，成立农民协会的目的，就是要把千百万穷苦农民组织起来，团结一心，把那些土豪劣绅、贪官污吏打倒”。朱用光的演说，讲出了穷苦农怕心里话，在场的群众深受启发和鼓舞。当天，朱用光又写了一幅“军阀虽除，劣绅未倒，群黎尚在疮痍，有甚心情歌万寿；集中力量拔封根”的对联，贴在“兴贤堂”的大门口两边，群众看了都说写得好。

1927年初，朱用光在南昌联络上高进步青年胡绍祖、郑锡龄、晏国昌、冷应曦、曾容光、李赣、黄翔北等人，抓住省议会议员王匡国（上高县人），当众揭露了他的反革命罪行。农历二月，朱用光被省农协任命为农运特派员，返回上高领导农民运动。大大力开展农运的同时，又遵照中共江西区委的指示，积极发展党的组织。先后发展了胡绍祖、郑锡龄、晏国昌、黄翔北、冷戴清、肖春生、邹盛召、胡念祖九名党员，在城内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上高县第一个支部。朱用光为书记。从此，上高人民的革命斗争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。在中共上高支部的直接领导下，建立了县区农民协会，农民运动迅猛开展。朱用光亲自领导的五区农运有声有色。农历四月二十四日下午，朱用光在官桥香祖园召开了区乡农民协会负责人会议，决定先拿“五区王”喻开元开刀，打击土豪劣绅的威风，鼓舞广大农民的斗志。第二天天还没亮，五区的农协会员，以及官桥附近的穷苦农民数千人，手持大刀、梭镖，从四面八方汇集到“兴贤堂”。朱用光作了简单动员，然后将队伍编成三路，分别从罗末山、百花洲、燕形，向喻开元住的小港村进发。喻开元闻风丧胆，连夜溜走。他的自卫队溃不成军，四处逃散。群众冲进喻开元家里，抄了他的家，烧了地契，关押了喻开元的哥哥喻仁甫，并没收了喻仁甫和其他几家地主的浮财。当地农民兴高采烈地编了首歌谣唱道：“民国十六年，打倒喻开元，喻开元溜起走；二十五日捉仁甫，仁甫吓得难，出了花边七百元”。这次斗争沉重打击了地主阶级的嚣张气焰，大大激发了农民群众的革命热情。

为了进一步推动全县的农运工作，二十六日，朱用光和省特派员曾燕堂以及农协委员胡绍祖、冷戴清，带领五区上千农民，手持武器，到上高县城举行武装游行示威。游行队伍首先在县城河南街万寿宫召开大会，朱用光号召大家团结起来，打倒土豪劣绅。会后，他领着队伍从河南街游行到河北街。沿途参加游行的还有农民、店员、工人以及市民一两千人。这支队伍团结一致，先没收了大恶霸李报春和郑作群的财产。接着，朱用光又带领队伍到自己的舅父——土豪严宪初家，没收了他的浮财。这次武装游行示威，震动了全县，促使全县农民运动蓬勃发展。

继蒋介石发动“四·一二”反革命政变之后，汪精卫也于7月15日公开叛变。上高的封建反动势力死灰复燃，卷土重来。喻开元组织了“靖卫团”，自封为团长，让红帮头子朱联奎当队长，网罗流氓地痞为打手，横行城乡。许多农民会骨干被捕，农会和其他革命组织遭到严重破坏。朱用光等不得不转入地下斗争。1927年8月11日，由潘心源率领的浏阳工农义勇队和武汉警卫团（合名为国民革命军二十军独立团），因为没有赶上参加南昌起义，由安义取道上高，前往铜鼓，途经官桥，朱用光立即和农会干部冷戴清、冷大犁、晏国昌加入这支部队，参加秋收起义。在战斗中，冷戴清、冷大犁英勇牺牲了，朱用光、晏国昌和部队也失去了联系。两人设法返回上高时，在万载境内被国民党军队当作嫌疑分子逮捕。当时，正隐蔽在万载的黄翔北听到这一消息后，花钱托人将他们保出。后来，晏国昌隐蔽于分宜操场。朱用光于九月下旬到宜春，转道南昌、九江，最后到达上海。历尽艰辛，终于和党组织取得了联系。之后，朱用光经常回九江做联络工作。联络点是在南浔铁路局工作的蔡藻清（宜丰人）家，秘密从事革命活动。同时，在上海参与编辑出版《青年的呼声》，向反动派投枪，唤起民众英勇斗争。1930年，朱用光在上海被捕牺牲，年仅22岁。

胡绍祖 字君绳，泗溪胡家人。1908年1月15日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。入学前，他就能背诵一些诗文；入学不久，就能写出简洁的文章。九岁时，他在村塾读书，写过一篇《说农人》的文章，层次清晰，字句确切，真实地描绘了农民受剥削受压迫的情景，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称赞。他常与穷人家的孩子来往，看不惯阔少爷的横行霸道，便将村中贫穷人家的孩子联合起来，惩治这些恶少。

1919年秋，胡绍祖入上高县立高等小学读书。1923年以优异成绩考入江西省立工业学校。当时全国反帝反封建革命浪潮风起云涌，各种文化团体、进步组织以及进步书刊如雨后春笋相继出现。胡绍祖一到学校就受到了革命思想的影响，开始阅读《向导》、《新青年》等刊物，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。1925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。上海“五卅惨案”发生后，江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群起声援。胡绍祖回到上高，组织青年学生上街游行示威，宣传抵制日货，激发人民大众的爱国热情。为迎接北伐军进驻南昌，他做了大量宣传和准备工作。接着。回县动员青年投入革命，组织了上高国民革命先锋社，自任社长，吸收成员二百多人。先锋社以建立新上高为宗旨，大力宣传革命形势，抨击上高的黑暗政治，传播新文化和新思想，发展进步力量，动员上高广大青年参加国民革命。经朱用光介绍，胡绍祖于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并和朱用光一起，组织了上高的农民运动。他亲自撰写《告农民书》，到县内各地张贴。书中说：“亲爱的农民们，你们受土豪劣绅的压迫剥削受够了。社会上的东西是你们用锄头锄出来的，你们没有吃没有穿，都是被土豪劣绅夺去了。让我们起锄头吧，把土豪劣绅锄掉……”《告农民书》深刻地揭露了土豪劣绅的罪恶，提高了群众的阶级觉悟，广大农民纷纷加入自己的组织——农民协会，积极投入打土豪斗争。正当农民运动的烈火向全国燃烧的时候，他的表兄黄开国（地主）找他说情，胡绍祖严正地对他说：“我不能为了私情而背叛人民！人干了对不起农民的事情，只有听候农民处置。”之后，胡绍祖担任了国民党上高县党部工人部长。工人运动顺利开展。在国民革命先锋社的带动下，上高的青年工作，也发展很快。

大革命失败后，上高的环境非常恶劣。喻开元等组织了“清乡委员会”、“靖卫团”等反动武装，对革命力量进行疯狂镇压。胡绍祖及时转入地下，为革命进行秘密工作而夜行晓宿，奔走于南昌、泗溪、上高县城一带。1928年，为适应革命工作需要，他转入省立医专读书，后被国民党省党部以共产党的“罪名”开除了学籍。这年冬，他奉中共江西省委指示，秘密回县建立中共上高特别支部，任特支书记。在泗溪下房胡氏祠堂内，以制造肥皂为掩护，发展组织。在上高、高安、宜丰三县边境地区先后发展党员14人。特支在秘密发展组织的同时，还抓住有利时机，开展群众斗争。

1929年秋，泗溪小学校长、国民党县党部干事聂谦，胁迫学校教职工一律加入国民党。特支成员胡光前带头抵制了这一活动。聂谦怀恨在心，资金积累将胡光前解聘。特支组织学生在村中游行示威，迫使校董事会换了反动校长聂谦，并慰留胡光前继续任教。国民党在泗溪其它各村胁迫群众入党的活动也宣告失败。

1929年冬，特支接到省委通知：省委交通负责人梁桂阁被捕。胡绍祖为了及时与组织取得联系和汇报工作，于1930年2月14日涉险到了南昌。4月。国民党南昌卫戍区司令部的便衣特务。在上高旅省同乡会将胡绍祖绑架。在狱中，反动派对他多次施以酷刑，企图从他嘴中得到党的活动情况。胡绍祖尽管浑身上下鞭痕累累，又被踩杠子压断了双腿，但他始终坚贞不屈。7月，红一军团向长沙进军迫近南昌时，国民党惶恐万状，对政治犯进行疯狂地屠杀。胡绍祖被敌人处以电刑，牺牲时年仅22岁。

傅学祥 蒙山乡充武村人。1894年出生。高小文化。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他在上高、高安、新余交界地——傅家圩，建立了党的支部。组织农会，支援红军，开展打土豪斗争。1930年秋，傅学祥被捕牺牲，时年36岁。在敌人酷刑下，他宁死不屈。就义前，他悲愤激昂地写了一份遗书——《血泪传》：

今天，是九月三十日，让我高喊伟大的中国共产党，对不起广大的穷苦人民，吾实感遗憾。但在这个时候却是我一生中最愉快的，因为土豪劣绅受到了我们沉重打击。然而在他们发疯的时候……我马上要与大家永别了！要与我们的农民协会永别了！你们要恨国民党，一定要报仇，而且要替全国穷苦人民报仇。我们要象劳动革命的吴德贵同志、何瑞九同志一样，在敌人面前临（宁）死不屈。一定要替革命的先烈报仇！……我不行了……，你们到推开乌云见太阳之时，一定要把国民党的区长——傅桥然彻底埋葬！

好吧！再见了，我的亲人们：

致礼

傅学祥一九三○年秋月

（遗书现存在上高县博物馆）

喻宜昌、喻如春、喻汉昌、喻文成 四人都是泗溪乡官桥村人。宜昌、如春都有高小文化。宜昌能文，如春善谈。汉昌、文成都是农民，略会武功。1929年，四人与湘鄂赣省修铜宜奉县天宝区苏维埃取得联系，于官桥一逞秘密建立了宁泰乡苏维埃。在喻如春的协助下，喻宜昌利用身任联保主任的有利条件，积极发展革命组织，为苏区筹集钱粮和食盐。喻汉昌和喻文成担任交通，来往于官桥、苏区之间，传递情报，运送物资。1933年农历四月，由于坏人喻前昌告密，四人先后被捕。当年六月初一日，被国民党反动派枪杀于上高县城石桥下沙洲里。

袁舍 泗溪乡袁埠村人。1901年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。他靠租种几亩薄田和帮人杀猪，以维持一家三口的生活。二十岁那年，他砍了几担烧柴，又被恶霸袁启甫抢走，这使他更加痛恨地主阶级剥削和压迫。

1932年春，中共万载中心县委白区工作团负责人王玉清，在泗溪一带从事秘密活动，和袁舍有了接触，启发他懂得了革命道理，介绍他加了中国共产党，并担任坪塘区委副书记，负责该地游击队领导工作。袁舍以在河口摆渡为掩护，积极宣传党的政策，串连发动群众。在袁埠、易坊、河口、况坊、禾埠、华阳等地建立了农民协会和反帝大同盟组织，发展会员两千多人。

1932年农历八月十五日和十月十五日，袁舍和他领导的革命组织负责人，两次齐集良田北公庙开会，商讨暴动事宜。由于叛徒告密，遭国民党保他队破坏，暴动失败。袁舍暂时隐蔽。1933年农历三月，叛徒袁裕蝉把袁舍骗至家中，用酒灌醉后，向伪县长张明达告密。袁舍被捕，押至上高。连日严刑逼供，袁舍只字不讲，英勇就义。

晏麻佬、晏元定、晏由苟 皆塔下乡天山村人。1933年，中共万宜上县委派杨石、罗盛明等来上高开展革命活动，在天岭一带发展了晏麻佬、晏元定、晏由苟和蒙山皂江的李玉四加入共产党员的组织，并建立了上简区委。区委建立后，首先镇压了蒙山乡长张克明；继之奇袭南港圩，打土豪，筹款子。于是，群众斗志高涨。不久，国民党组织高安、清江、新余、上高地言反动武装大肆围剿，晏麻佬、晏元定、晏由苟等先后被捕，惨遭杀害。

王祥兴 田心土屋村人。生于1910年。家贫，七岁就被迫在地主家里放牛。12岁起跟随父亲参加田间劳动，15岁便学会了各种农活。18岁那年，父亲不幸逝世。正在贫困穷苦的时候，湘鄂赣苏维埃在万载建立，王祥兴毅然参加了游击队，积极配合红军打土豪，打白军（国民党的军队）。1931年8月，王祥兴被捕。敌人打得他遍体鳞伤，没得到任何口供，只好把他放了。出狱后，他又回到了田心游击队。

1932年，王祥兴担任游击队联络员。他千方百计地传送情报。有一次，途中碰到了敌人，他来不及躲避，就迅速将情报塞在口中，装作哑巴，骗过了敌人的盘问，终于把情报安全地送到了目的地。

1934年红军北上抗日后，国民党反动派对苏区和游击区人民实行疯狂的屠杀。当时，游击队中部分意志不坚定的人主张解散队伍，到白区去“自新”。田心区委在田心的小江边开了个特别会议，批判了投降主义思想，决定继续坚持斗争。之后，游击队被迫撤到分宜竹子丛山里。队长邹细毛主张解散队伍，向敌人自首。王祥兴极力反对，坚定地说：“宁死不投降，有一粒子弹就要坚持打死一个敌人！”邹细毛恼羞成怒，用枪对着王祥兴威胁说：“你反对我，今天就枪毙你！”王祥兴毫不畏惧地说：“枪毙我也不投降！”这时，叛徒邹细毛扣动了扳机，子弹穿透了革命战士王祥兴的胸膛。王祥兴壮烈牺牲。

廖正才 本不姓廖，生于锦江乡泉塘村况姓人家。排行老二，幼名正光。时值光绪壬午（1882年）。外敌入侵，国困民乏，况正光父母拼命劳动，省吃俭用，也难以维持生活。幼年的况正光常常是食不饱肚，衣不遮体。七岁那年，粮差廖某催缴田赋来到泉塘，看到这孩子虽然身体瘦弱，但还活泼可爱，心想老两口无儿无女，何不把他讨去，以便日后有个照料。经过和况家洽商，将况正光买回家来，并给他改了名字叫廖正才。

廖正才在城南廖家开始过上了暖饱日子。可是两年之后，那粮差一病不治，与世长辞了。此时，廖正才已九岁出头，凭着小小田径气，跻身茶馆酒店，干起了洗碗刷碟工作。年纪稍大，他又边干杂活，边织夏布，靠自己的双手赚钱，来维持他和养母的生活。

廖正才十七八岁时，学会了吸烟喝酒。继而赌博嫖娼，样样都来。当时帮会盛行，他又加入了在上高势力较大的帮会组织——洪光会（即红帮），当上了红帮的小头头。自然沾了不少腥膻臭味。他的养母，经常耳提面命，教育儿子要注意邻里和睦，莫干伤天害理的事情。廖正才是个孝子，把养母的话牢记心中，每遇与人发生口角，就极力克制自己，避免酿成更大的争端。所以，那时在人们心目中，廖正才只是个小小地痞，并不是众手所指的恶棍。

上高县城分南北两市，锦江贯穿其中，河北青阳门外有座二郎庙，每年庙会从古历六月二十四日开始，直闹到七月初四收场，是城乡物资交流的佳期，是戏班大显身手的时候，更是赌徒汇聚拼输赢的时机。锦江两岸南来北往的人更多。1929年的农历六月二十四日，尽管涨了大水，道路阻隔，但庙会活动照常进行。会期的头一天廖正才就把身上的钱输了个精光，回家蒙着头睡了一觉。未等天亮，他又带上钱钞直奔江边，放天嗓门向北岸高喊：“快把船划过来！”因为天未大亮，行船危险，那船工硬是不理不睬。时隔半个时辰，船才载着乘客荡了过来，没等船上人下完，廖正才就抢先跳了上去，而且催促快开。船工却按紧船头竹篙，要大家莫慌，并反驳廖说：“想快莫坐船，你就修座石桥好了。”就此两人顶顶撞撞，进而争抢竹篙，你按我拔，一不小心，廖正才失足跌进水里，爬上岸来，心里很不是滋味，又对船工无可奈何，发狠地朝船上臭骂几句，带着一身泥水跑回家去。

作为洪光会小头目的廖正才，哪能受得了这种侮辱。他更换了衣服，就要邀集一班人马找船工寻衅。可他养母却极力劝阻，让他有理应该评理，无理不能惹是生非。廖正才听从母劝，闭门思过。他想，别人笑自己修不起石桥，自己偏要争这口气。然而，想修这座大桥实在不易。先前不少人打过修桥的主意：明朝万历年间抗头（今蒙山乡抗头湾）财主晏以清独家捐资，只建起几个墩基，不得不半途而废。清康熙五十二年（1713年），知县王木云、乾隆七年（1742年）巡道陈浩，曾先后议修，都因工程浩大没敢动手。1918～1919年间，乡绅喻开元、黄拱辰等发起修桥倡议，终因无人响应而作罢。前后四百多年，不少人打过主意，却一事无成，人们对兴建青阳石桥已不抱希望。所以，人们在餐前饭后扯起这件事来，往往淡然一笑说：“除非姓”撂“的来办呢！”（撂、廖同音。意即丢掉、抛弃，白费力气）。廖正才想修这座桥，想争这口气。他先找红光会内的弟兄们商量，他们都说拿不起钱；接着又向当地富豪求助，也碰了壁；廖正才只好求见县长。县长顺口说了个“可以”，但要他先拿出个具体计划。他苦思冥想，认为应该从三点做起：一是让头头出面（由县区头面人物组成发起名单）；二是有钱的出钱（买卖行业按三厘抽税）；三是建立办事机构（设立专办实事的石桥局）。经过一番奔走呼号，终于搞出了“青阳石桥发起名单”，廖正才被推行为石桥局经理。他根据具体任务，把局里分为收支、文书、监工、募捐、庶务五股，强调工作各负其责，坚持惩奖分明。但也要求互相协作。接着，他当着全局职员，发誓做到四个保证：一不再赌博，二不再大吃大喝，三不挪用公款，四办事公道。最后，他坚决表示，从即日起，蓄发留须，桥不建成，永不剃刮。1929年古历十月十八日存土动工，筑坝载流。从此，他以建桥工地为家，与职工同甘共苦，每日三餐粗茶淡饭，常年为筹集资金四处奔走。

资金是建桥中的第一个难题，过去有人修了没修成，或想修不敢修，就是难在资金上。作为平民百姓的廖正才，怎么解决这个难题呢？长期以来，上高流传着“上高财主晏昌八，顶不上宜丰一个舂米瞎”的歌谣，说的是晏以清独家捐资，修青阳桥失败，而宜丰县舂米瞎子乡天寿，“馨资百两”，劝募四方，半年建成“太和”大桥的故事。这对廖正才启发很大。所以，他在提取“毫厘税”远远不够时，又取得各行各业的支持，发行了石桥局票证，在县内市场流通，起到了资金周转的作用。而更主要的还靠募捐。为了募捐，他足迹踏遍了上高的山山水水，苦口婆心地述说着兴建青阳石桥的好处。上高的广大民众，被廖正才的决心所感动，有钱的捐钱，有献料，各尽其能，齐为修建青阳石桥出力。使这座全长八百多尺，可并行两辆卡车的十墩九孔大桥，六年竣工，于1935年12月24日剪彩通行，开上高建桥史上的先例。

桥成不久，廖正才瞌然去世。六年来，他经手五十多万串钱（计银洋十六万多元），涓没滴归公，分毫不沾，死后，连买棺材的钱都没有。难怪当时有人说：这座桥，实际 群力桥，也可叫“廖正桥”啊！

王全昌 泗溪乡墓田峨坑村人。农民出身，勤劳淳厚，为全村人民所尊敬。1941年3月，侵犯上高的日军窜到墓田村时，全村群众被敌包围在附近山中，由于王全昌胆大心细又熟悉地形和道路，率众巧妙冲出敌围，安全抵达中国军队阵地。

中国军队指挥员听了民众关于敌情的报告，决定给这股敌人以毁灭性打击。王全昌自告奋勇充当向导，带领战士穿林涉水，偷偷地摸到敌军阵地，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，全歼了敌军一个大队，而王全昌去在敌我激战时，因受重伤而长眠地下。

熊先移 泗溪乡蒲城村人，1911年生。知识分子出身。具有爱国热情。当上高会战紧急时刻，他把家属及时进行疏散，与驻军57师联系，自愿担任义务情报工作。1941年3月20日，日军窜至蒲城，迫使熊先移充当夫役。白天，他忍着鞭挞，卖力扛物资，使敌人不怀疑他是个老实的“顺民”；夜晚，趁敌人熟睡时，他将敌人的军用地图和作战文件捡了一包，潜出警戒线，奔向附近的山林藏匿。日军发觉被窃，四处搜索毫无所获，遂将整个山林包围。眼看快天亮了，熊先移只有强渡泗溪河这条出路。他先把文件地图包在一起抛将过河，然后纵身入河向对岸泅去。可是，这时敌人的机枪步枪一齐扫射，熊先移负伤多处壮烈牺牲，时年30岁。

丁树人 原名丁尉祖，字安黎。1889年出生于锦江乡锦南村

一小康家庭。自幼勤奋好学。江西优级师范数理科毕业后，从教40余年。先后担任瑞州中学、宜春中学教员，贵溪中学训育主任，鄱阳中学事务主任，赣省中学教导主任。1945年4月，应聘为上高中学校长。当年11月1日向省教育厅呈报《办学意见书》，后按书行事。在任三年，充实了图书资料，购置了仪器标本96件和生物设备一套，开辟了初具规模的简易农场，并绞尽脑汁，筹集资金，请省建工队兴建700平方米教学楼两栋。至今40余年，仍坚实完好。此外，还邀集同仁办了新民书店和敦幼小学，为发展上高文化教育事业，作出了贡献。

丁担任上高中学校长期间，常教育青年努力学习，积极向上。在1948年上高中学同学录弁言中，他写道：“敦品励学，慎思笃行，毋存地域观念，勿萌封建思想。”张子云：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后世开太平，愿诸生共勉之。”

1950年，丁树人年已60，退居于家，凉亭村聘他任教，方圆数里学童纷纷赶来就读。他日育儿童，夜教成人，书声朗朗，家长学生皆大欢喜。1955年，他被中共上高县委定为统战对象，安排于县工会职工业余学校任教。他以校为家，为提高职工文化而辛勤劳动。1957年5月3日病故，安葬于秤锤山巅。

胡菊花 田心乡人。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，担任地下交通员。

1933年春节前夕，湘鄂赣省委书记陈寿昌，把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交给了白区工作部长邓洪，要他通过白区，向湘赣苏区书记兼红军第六军团政委任弼时汇报紧急重要情况，并呈送一包极关重要的党内文件。邓洪在十名武装战士护送下，冒着风雨，从万载仙沅出发，一个通霄，赶到西面环山的小村白泥坳，很快地和胡菊花取得了联系。胡菊花当即告诉邓洪：“最近村里来了个名叫黄袁麻子的反革命，他在去年杀害了好几个负伤的红军。”邓洪果断地决定：“搞掉他！”由胡菊花领路，邓洪和班长陈兴趁黄袁麻子熟睡时，将黄捕获，审问了他杀害红军伤员的罪行后，立即用绳子把黄袁麻子勒死，丢进村外一口废炭井里。接着，胡菊花要丈夫周细伢在门外放哨，亲自煮饭炒菜，让邓洪等饱餐一顿。白天，她领着大家在树林里藏，晚饭后，由周细伢带路，绕过国民党部队的哨卡，通过分宜桂村、杨桥等地，胜利地完成了任务。

周细伢返回时，已是第二天早饭过后，他刚跨进门槛，乡丁一起涌来。周细伢被捕后，敌人软硬兼施，吊打火烧，要他招出红军的去向，他始终没有吐露一字，最后，被打得半死，敌人才放他回家。胡菊花想方设法弄些草药，给丈夫医治。可是，正当她给丈夫敷药时，国民党反动派又把她抓去，拷打逼供，胡菊花始终守口如瓶。经过一番折磨，她怀孕八个月的婴儿早产了，敌人不得不把她放回。不几天，她丈夫周细伢因重伤无治，吐血而亡。因为家穷，买不起棺材，就用席卷着埋下了土。那早产的婴儿也无法养活，只得抱给了别人。国民党反动派还不甘心，又扛走她的猪，烧了她的屋，将她和两个孩子赶出了家门。胡菊花只好拖儿带女挖野菜充饥，有时忍辱挨门乞讨。她从白泥坳逃至分宜县的高岚、满西、杨桥，然后又逃到宜春、万载的株潭等地，一路行乞，终日不得温饱，只好把两个孩子忍痛卖给了别人。自己还是活不下去，只得改嫁在万载县罗陂头。不久，后夫死去。她全靠绩苎麻来维持生活。在那度日如年的日子里，她时刻怀念着自己被害的丈夫、亲生的骨肉和革命同志们，盼望着革命的胜利。

1949年7月，罗陂头解放。她欣喜若狂，买了一封五千响爆竹，到解放军驻地门口点燃起来。当驻军首长和她握手时，她激动得热泪盈眶，半天才说出一句话：“终于把你们盼来了！”当年胡菊花掩护过的白区工作部长邓洪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任江西省副省长，他费了很多周折，于1957年1月在万载找到胡菊花。在政府的关怀下，她回到了上高田心，先后当选为省二届、三届人民代表。两个儿子也相继回到她的身边。胡菊花晚年过着幸福的生活。1972年安然与世长辞。

徐九万 锦江乡新华村人。1920年出生于贫农家庭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曾担任过民兵队长。1952年2月带头组织了全县第一个互助组——徐九万农业互助组。1953年3月，徐九万又率先建立了上高县第一个农业初级合作社——新华农业初级合作社。不久，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在党的教育下，他更加热爱社会主义事业，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，把心都扑在农业社。常年吃苦耐劳，带头生产。天旱时，日夜巡回在田间放水，保证了全社增产增收。1954年4月，他所领导的新华农业初级社被评为省特等模范社。徐九万出席了省劳动模范代表大会，荣获金质奖章一枚。

1955年11月，他又带领新华社农业初级合作社转为新华高级农业合作社。1957年2月，该社被评为省特优模范单位。徐九万又一次出席了省劳动模范代表大会，还赴北京观光。当时，他被上高人民誉为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带头人。1982年，徐九万在家病故。

黄君才 锦江乡团结村人。1907年生。15岁学皮匠，20岁开始额花鼓旦角。23岁拜瑞河戏名旦（柴旦）为师，学演《拾玉镯》、《贵枝写状》、《白蛇传》、《陈杏元和番》等昆曲、高腔剧目。他先后搭过瑞河诸班，辗转瑞州各县，所选大小剧目，无不能导会演，人称“百角子弟”，声誉渐著。25岁又与艺友严皮合伙主班“双秀台”。1946年双秀台散班，与严皮同进宜丰福兴舞台。解放前夕，戏班走投无路，被迫返乡，开茶店于斜口桥头。1950年，邀集流散艺友，招收本地学徒，成立了业余性质的团结俱乐部，又叫白沙湾剧团，由他主班兼主导演。在这期间，他一面坚持茶店营业，一面从戏曲活动，并常以茶店部分收入，为俱乐部购置道具或资助艺友生计，排演了《四进士》、《打渔杀家》、《打击侵略者》、《小二黑结婚》等十多个剧目，演遍了全县各个集镇和很多村庄。1955年，以俱乐部演员为基础，而且带出不少旦角学徒。在年近花甲的岁月里，他除担当过老旦、采旦外，还主演了花脸、须生，如《血手印》里的包公、《薛刚反唐》里的徐策和《十五贯》里的过于执等，都给人较深的印象。他一生然爱戏艺，献身戏曲事业，1964年退休之后，还经常到剧团，提建议，出主意，希望剧团办得更好。1983年2月23日因病逝世，享年76岁。

黄先 学名黄国雄，男，汉族，1910年12月生于田心镇斗门村合仁屋场。幼时在家读私塾3年。1925年，景高小学毕业考入万载县龙河初中，翌年转入上高就读。1928年考入南昌鸿声中学。受革命思潮影响，喜读进步书刊。1931年，高中毕业便与好友陈润生等人相约，同去上海寻找中国共产党。1931年秋，考入上海中国公学；同年冬，参加反帝大同盟。1932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，任上海市反帝大同盟法南区委宣传干事，负责领导上海公学、上海交通大学、大夏大学、圣约翰大学党支部和电车工人党支部、上海县政府党支部工作。当时的上海，国民党特务众多，大肆捕杀中国共产党党员，工作中必须提高警惕。1933年6月，在上海交通大学党支部工作时，遭国民党反动派逮捕。因逼不出口供，被国民党当局以违反国家治安罪判处7年徒刑。在狱中，参加并协助领导绝食斗争。1937年8月，国共合作被获释后，主动赴延安寻找党组织，经武汉到西安，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青年训练班工作；经青训班负责人介绍，赴延安中央党校学习，后留校任教；讲授《社会发展史》课程。抗日战争初期，任中央组织部干部科干事。1938年分配到中央组织部干部科任干事。1939年4月，调华东局组织部任干部科长；同年7月，任赣东北特委书记。当时，特委的任务是发动群众，建立武装，粉碎日寇，打通浙赣线，建立赣东北抗日根据地。经数月工作，先后在波阳、彭泽、万年、景德镇等10余个县发展党组织，建立100余人的革命武装。1939年12月，特委带领这支革命武装在彭泽、宿松、黄梅间开展游击战；经不懈努力，革命武装发展至500余人，编为黄湖大队，并建立黄湖抗日根据地。

1941年至1945年，先后任安徽省皖江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、皖江区党委沿地委副书记兼中心党委书记、沿江地委书记。1945年后，任新四军第7师21旅政委、华东野战军第6纵队17师政委、华东野战军南下先遣支队支队政委，先后率部参加宿北、莱芜、渡江、南麻、豫东战役和孟良崮歼灭张灵甫战役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先后任赣东北行政公署专员、区委副书记、赣西南行政公署专员、省民政厅厅长、省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工业厅厅长、副省长兼省计划委员会主任。任副省长兼计划委员主任期间，注重江西经济全面发展，使江西的工业从无到有、从小到大发展起来，为江西工农业现代化作了奠基性工作。1954年8月始，先后任省委常委、书记处候补书记、省政府副省长、省人民委员会副主席。1968年1月始，任省革命委员会（简称省革委）党的核心小组成员、省革委会副主任。1976年10月，任山东省革委副主任。1990年，离休回南昌休养。

1990年离休后，为支援家乡发展公益事业和教育事业，先后2次将自己省吃俭用节约下来的1万余人民币捐献给家乡。

1995年10月16日，因病医治无效在南昌逝世，享年85岁。

汪祖美 男，汉族，1915年10月生于野市乡河里村一贫苦农民家庭。幼年时期，饱受剥削压　迫之苦。1930年5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，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历任战士、班长、排长、连长、营长、团参谋长、副团长、团长、副支队长、副师长、师长、第二铁道兵学校校长、铁道兵司令部副参谋长等职。1961年晋升少将军衔。荣获二级八一勋章、二级独立自由勋章、二级解放勋章和一级红星功勋章。1982年以副兵团职离休。

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，在红军三军团，参加保卫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次反“围剿”战斗和举世闻名的长征。参加了龙岗、石山、兴国、宜黄、广昌等重要战斗，作战勇敢，身先士卒，取得多场战役胜利。长征途中，克服艰难险阻，率部顽强战斗，突破敌人重重围追堵截，闯过人迹罕至的雪山草地，胜利完成上级交给的各项战斗任务，为长征胜利建立了功勋。到陕北后，任甘肃独立二团团长，为巩固和发展陕甘宁抗日根据地而不懈工作和战斗。

抗日战争爆发后，先后任陕北红29军3团副团长兼参谋长、1团团长、甘肃留守兵团385旅7团参谋长等职，主要担任保卫党中央机关的重要任务。出色完成作战、训练、生产及保卫党中央安全的任务。在留守兵团军政研讨班和中央党校3年学习生活中，认真学习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和党建理论，思想政治水平不断提高，多次获奖。

抗日战争胜利后，随部队进入东北解放区，在东北民主联军第24旅70团、第3师10旅30团、辽吉军区第二分区16团、独立第3团等部队任团长。为巩固和发展东北革命根据地，率部清匪反霸、作战训练、筹措粮款等，做出优异成绩。在抓独立3团的军事训练中，全团获集体优胜奖。1948年7月，任东北野战军铁道纵队第三支队副支队长。为配合东北野战军夺取辽沈战役，保障军运，率部抢修松花江铁路大桥。辽沈战役胜利后，入关沿线抢修北宁、津浦等铁路，为东北野战军入关作战，夺取解放战争胜利作出重要贡献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1950年8月任铁道兵团第1师副师长、代理师长。1950年11月率部参加抗美援朝，在保卫铁路运输线的激烈战斗中，深入一线指挥；铁路随炸随修，粉碎敌人“绞杀战”，战胜特大洪水，保障铁路畅通，为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建立卓越功勋。回国后，1954年7月任铁道兵第1师师长，率部参加鹰厦、昆一、昆河、昆明枢纽站等铁路建设，胜利完成上级交给的工程任务。1960年7月，进入高等军事学院速成系一期学习。1961年6月，任第二铁道兵学校校长。1963年4月，任铁道兵司令部副参谋长、顾问。

因病医治无效，于1993年2月17日7时20分在北京逝世，享年78岁。

晏火生 男，1919年生，蒙山乡抗头村陂头村民小组人，1964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1962年任陂头生产队长后，带领社员艰苦奋斗，3年开荒造田360余亩，同时改造低产田200余亩。1964年，全队粮食总产量16.25万千克，比1962年翻一番，卖给国家粮食12.5万千克，全县率先实现户均贡献万斤粮。当年被评为省、地、县劳动模范。1964年至1969年，生产队粮食总产连年增长，连续5年实现户献万斤粮。1969年、1972年2次被选为中国共产党全国党代会代表，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九次、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。曾担任省革委委员、地革委常委、县革委副主任、蒙山公社副书记。特别在1970年担任抗头大队党支部书记后，带领群众艰苦奋斗，迎难而上，大干苦干9年，兴修和扩修枫树坑等3座水库；改造冷浆田、渍水田；为排除山洪，开挖沟沟圳圳300余条；扩大耕地650亩；9年间，大队粮食亩产由170余千克增加至534千克，总产量从53万千克猛增至166.32万千克，实现9年翻3番；全大队212户贡献粮食107万千克，是全县第一个实现户献万斤粮的大队,同时也实现“年满六十，亩产千斤，户献万斤”的愿望。为减轻社员劳动强度，提高劳动效率，还积极鼓励各生产队购买大型农业机械，9年内10个生产队有7个队购买大型（丰收50型）拖拉机，购买40马力柴油机5部用于提水灌田；新建粮食加工厂和1所中心小学，社员子女能就近上学。群众都说晏火生是吃苦在先、工作在前的好模范。